没有活东西，儒家哲学便不值得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事实上，儒学要想摆脱游魂状态，获得永久性生命力，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价值观之一，就必须在自己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融会平等追求，又高于自由主义的更健康、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西方哲学流派对儒学研究与中国经典意义的扭曲问题，也愈发引起中国哲学史专家关注。

七、中国哲学淡出美国顶尖哲学系，国际哲学学院年会则增设中国哲学专场 自20世纪中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翻译出版以来，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在密歇根、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美国顶尖哲学系立足。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的世道人心，可以看作重塑精神世界与道德秩序的基础性资源。中国本土对此有热烈回应。以对话派著称的美国波士顿儒学，其北派注重儒学与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的对话，南派侧重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儒学复兴在民间与学界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正统学者则对此深感忧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遂引起空前关注。

以罗斯文、安乐哲为代表的部分儒学研究者，则批评德性伦理学仍然具有个体主义本位，他们提出角色伦理学，尝试将儒学对家庭和人伦的重视，与社群主义对集体和关系的强调，熔于一炉。近年来，大批专家走出讲堂与书斋，投身社会和民间。七、墨子与庄子 《史记》说，庄子写文章的目的在剽剥儒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从关心人类生存出发，按理说两人不应该水火不容。墨子的很多名言，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与孟子把墨子与杨朱说成是无父无君的禽兽之道(《孟子·滕文公下》)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之间一直是一种良性的对立互补关系。尽管可以修炼出一身最上乘的绝世武功，但由于他们简陋的大脑根本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现实世界，因而像《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一样，他们只能成为各种刀笔小吏的工具与牺牲品。

总之，他们各有各的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各的不是。首先，两家都是先秦时代的显学，如韩非子所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对两位哲人的聚讼可以这样简评：一方面当然不能说墨子毫无道理，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它庞大而臃肿，本意是用来教化民众、从事管理的官僚机构累垮的。(四)墨子真正的敌手是周王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

这里先谈一致性，然后再说他们不能相融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生逢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如何找到它真实的原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探索解决现实危机的出路，既是包括孔子、墨子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最关心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是激发他们产生各不相同的思想智慧，甚至是相互之间发生激烈思想冲突的根源。在墨子，一个理想的君主只有心系天下苍生，才能真正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更是强调讲强本节用的墨家不可废也。

总之，孔子的弟子由于读书破万卷，因而头脑比较聪明、灵活，他们深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道理。由于天下财物不足、匮乏的根源在于个体欲望的泛滥成灾，因而解决中国民族生存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如何发展生产力，而是如何控制经常如洪水猛兽般的人欲。

③ 具体说来，在没有饭吃或不能大家都有饭吃就要出事这一点上，孔子与墨子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人人有饭吃的理想。在排除商周之后，则可初步推断出墨子与夏朝关系最密切，其在文献上最重要的支持有二：一是庄子讲的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

而他们最大的分歧是在对生命的价值态度上。墨子的弟子也很多，按照郭沫若《十批判书》的看法，墨子有大弟子百八十人，比孔子的七十二人还要多。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合理性，因而，一种理想的政治理念与思路，就应该同时关注到这两方面的存在与需要。对儒家极力赞美的周代，墨、老都是不赞成的，但由于墨子的传统是代表着原始公有制的夏政，而老子的思想则更多地带有更加原始的母系制烙印，所以在什么是一个理想的政治与社会上，两人也往往是在相似的表象背后有明显区别，有时甚至是相反，这当然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弄清楚。在重生产上，墨家的要义在于提出取消社会分工，要求全体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留下直接的材料，但从其思想与价值观上仍可一窥其来路。

其原因二是，尽管表面看来墨与杨朱都以儒为对头，但由于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根本性的对立，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联起手来的。李白的酒后竟风采，三杯弄宝刀。

而要避免出现文明社会全面崩溃的后果，那只能请一部分人出来，从事教以人伦这个与体力劳动很不相同的工作。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墨子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这个人类生存的底线要求。孟子当时的最初一念似乎可以这样揣测：如果礼乐文章什么用处都没有，那么，还要我们这些儒生干什么？而如果想到儒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在朝廷上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论语·先进》)，那么，对于孟子的感情冲动也就完全可以做到知人论世了。

其次，即使后来，在不同话语系统中，对两者的评价也很不相同。或者反过来说，假如不是个人的本能冲破了礼的规范，假如每个人都安于他的本分，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礼崩乐坏的可怕局面。如果说在墨子是因为儒家的血缘之爱相对狭隘，影响了兼爱政治理想的实施，所谓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而如果仔细推敲，对此最应该群起而攻之的无论如何都不该是儒家，因为一毛不拔论本身就是杨朱批判、甚至是带着坏笑讥讽墨子的产物。

正如孟子在解释礼乐制度的起源时所指出的：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

这其中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问题在于，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中，谁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以及相应地投入更多的物力与人力资本来建设。

而儒家的韩非子也是因为吸收了老子的政治智慧，才把孔子的仁心转换为政治家的铁石心肠的。二是通过军事手段去掠取他人的劳动成果。

简单说来，夏政是《庄子·天下》中讲的禹之道，它是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公有制的象征。墨家最高的人生理想，与杨朱的一毛不拔相对，正可以称之为拔光毛。而墨家弟子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成为越来越不成器的流氓，只能蜷曲地生存于黑暗之中，扮演各种不够光明正大的角色。如果想想有多少原儒的刚健精神在其第二期、第三期发展中湮灭不闻，特别是想一想儒家文化越主流中国文明就越孱弱，那么，到底是谁的弟子好，也就更加难以品评高下了。

《墨子·兼爱》有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这种墨家学派最基本的人生准则，一直也是指导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侠客们进行社会实践最深刻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直接关系着夷与夏、文明与野蛮的大是大非问题，因而一个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如何维护那个用来规范人自身的君君臣臣的基本框架。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们不仅有很多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且一些看法也很接近。这个过程当然是极其悲凉的，真正深得其中三昧的是鲁迅，他在《流氓的变迁》中指出：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

老子、墨子与儒家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仔细考较，则会发现冲突的程度不同。具体说来，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尽管都是功利主义者，特别重视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但在如何获取财富的手段与方式上，这两家是完全不同的。